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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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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
  21世纪初期台湾经济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外部因素外, 台湾经济结构性失衡、当局财经政策不力、大陆经贸政策僵化等也是重要原因。因此,台湾经济不振并非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信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政治问题。
A. 经济结构性失衡耗尽经济增长动力
  20世纪60-70年代,台湾经济依靠传统的轻型加工业实现快速发展和起飞。从80年代中期起,由于新台币对美元大幅升值及地价、工资快速上涨,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制造业生产的比重开始萎缩。虽然90年代台湾电子信息技术产业迅速发展使高科技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台湾高科技产品结构单一,主要集中在电子资讯领域,尤其是计算机及其周边产业、芯片代工等,生产方式无法摆脱加工装配模式,关键零部件和技术主要依赖美、日甚至韩国,未能培育较完整的上、中、下游产业体系。这不仅造成生产上的被动,而且利润的大部分转移给掌握关键技术和零部件的外国中、上游厂商。技术上受制于人,加上整体制造业仍然以传统的OEM/ODM为主要生产模式,使得台湾经济虽已进入以高科技产业发展为主的时代,但“浅碟型”加工经济的特性仍未改变。同时,台湾农业及传统产业生产成本过高,技术缺乏革新,无法享有高科技产业的成果而逐渐呈现“空洞化”趋势。面对东南亚及大陆传统加工产业迅速发展,台湾企业经营压力明显增大,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困境。这些长期结构性问题的累积,使经济发展原动力逐渐耗尽。
B. 台湾岛内政治纷争妨碍经济正常发展
  民进党执政以来,始终坚持“意识形态治政”和“分离主义路线”的思维模式,与在野党纷争不断,政治秩序持续动荡,无法为经济运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财经政策方面,执政当局缺乏成熟、有经验的经济管理人才,施政方向不明,财经政策摇摆不定,以致经济决策连连失误。政局混乱严重影响了投资软、硬环境,挫伤了岛内外厂商的投资信心,整个台湾甚至被形容为“地雷股”。由于害怕被“套牢”,在本地厂商投资纷纷转向岛外的同时,外商对台湾投资的增长率也连年滑落。台湾当局一意孤行的政策指向,不仅束缚了台湾经济的正常发展,也使得台湾因自外于经济区域化进程而面临经济“边缘化”甚至“角落化”的困境。区域经济合作浪潮使台湾经济在贸易、投资等方面受到影响,加上岛内经济环境恶化,跨国公司生产据点与营运总部纷纷搬离、产业大量外移,资源从过去的净流入转变为净流出,经济发展空间被大大压缩。面临困境,台湾当局仍执迷不悟,不仅没有积极参与,反而关起门来火热地“拚政治”,致力于将自己的边缘处境进一步深化。
C. 台当局大陆政策僵化扼杀台湾企业生机
  台商赴大陆投资对台湾经济增长功不可没。他们不仅以赢利的方式回流资金,而且以购买各种原料和零部件的方式强化岛内企业的生存力,并增加岛内就业机会。据台湾“证期会”统计,赚钱最多的20大电子上市公司,有七成是靠在大陆的企业赢利,母公司几乎全靠大陆工厂赚钱,岛内只留下“花钱”机构,如研发设计、营运总部、管理培训以及后勤支持等。由于获利普遍看好,大陆台资企业纷纷增资扩产,进行全方位的市场布局,抢占庞大商机。台资生产性企业在大陆的加速扩张,需要台湾服务性企业的大力配合与支持。若实现两岸直航,有利于留在岛内的企业“后勤”基地,如研发、设计、管理、营销等部门更好地为大陆台企服务。但是,台湾当局在分裂意识主导下,未能正视这一事实,不是积极推动两岸经贸关系发展,而是极力加以限制,试图摆脱大陆“磁吸效应”。一方面,一再以“根留台湾”束缚岛内企业,限制两岸直接“三通”,使企业不断错失投资大陆的商机;另一方面,又以所谓的“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延续“戒急用忍”政策。这不仅扼杀台湾经济复苏的机会,也让外商对台湾失去信心,削弱台湾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延误经济结构调整,进而使台湾经济发展陷入困境。


未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出路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李非
  未来台湾经济走向是从“谷底”跃升,呈现“V”型或“U”型走势,还是呈现“L”型走势,从“长盛期”转入“长衰期”,则取决于台湾经济是否能够充分发挥己之所长,有效地运用大陆的劳力、市场、资源等优势,与大陆经济形成出互补互利、共同繁荣的发展格局。
1) 制造业发展需要新的支柱产业
  20世纪60年代台湾主要依靠以轻纺为主的劳力密集型产业支撑经济高速发展,70-80年代主要依靠以石化为主的资本密集型产业支撑经济中高速发展,90年代主要依靠以电子资讯业为主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支撑经济中速发展。21世纪之初,由于国际市场对电子信息产品的报价越来越低,岛内电子资讯产业中附加价值较低的生产部门已无法维持生产,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也不得不步传统产业后尘,大量向外转移,甚至技术相对先进的生产部门,为降低生产成本或市场布局考虑,也纷纷外移,而大陆正是台湾三波产业外移的最佳去处。据统计,在岛内渐趋成熟的电子资讯产业的最主要部分——电脑及周边设备与零配件产业移往岛外部分的产值占其总产值的比重,已从1995年的25%大幅上升到2005年的80%以上,其中移往中国大陆部分的产值已占70%以上。另一重要核心产业半导体厂商也突破政策限制,纷纷加紧部署或实施在大陆的投资计划。同时,90年代末才在岛内迅速兴起的笔记本电脑、液晶显示器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在远未步入成熟阶段之际,就为顺应国际电子产业分工模式的发展变化而开始将其主力生产制程逐步向大陆转移。据调查显示,台湾高科技厂商已有一半以上到大陆投资,有85%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前往大陆投资。由于两岸无法直接“三通”,同时出于将生产尽量推近市场的投资布局考虑,大量先期移往大陆的下游产业带动了上中游的原材料及设备制造产业的连锁性整体外移。伴随着制造业外移,以往台湾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代工生产与设计(OEM/ODM)优势逐渐丧失。未来如果在高技术产业中无法拓展新的高附加价值领域,台湾经济将欲振乏力。岛内高技术产业需要实现多元化发展,除电子资讯产业外,其他高科技产业,如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太等的发展需要庞大的市场支撑,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从而成为新的支柱产业来带动正在衰退的台湾经济。否则,未来台湾本岛将逐步淡出世界制造业的舞台。
2) 服务业发展需要大陆市场支撑
  随着台湾经济从制造业进入服务业时代,第三产业日益成为推动经济成长的主导产业。从其对台湾经济整体增长的贡献来看,80年代中后期开始高速增长并且产值超过台湾GDP60%以上的服务业,在90年代以后增速减慢,直接导致台湾经济由过去的中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增长,年均经济实质增长率从1984-1997年的7.9%大幅下降到1998-2005年的3.8%。台湾服务业远未成长为能够有效吸纳传统产业外移造成的失业人口以及创造足够新的就业机会的产业,致使岛内产业发展出现严重的结构性失衡。由于台湾生产性行业为追求比较利益和降低生产成本相继将生产据点转移到大陆,岛内服务性行业原有的生产服务对象日渐“空洞化”。台湾服务业要继续有效地为大陆台资生产制造企业服务,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生产要素和资源自由流动与交换的市场环境。然而,由于目前两岸暂时不能直航,虽然台湾制造业到大陆投资确实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企业的交易成本仍然居高不下,包括资金、人员、货物等在内的基本生产要素均要经过第三地中转,从而在无形中阻碍了台湾服务业向大陆市场延伸。如果台湾服务业无法加速拓展岛外市场以增加新的发展空间和加快提高国际竞争力,台湾经济就会因为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无法持续稳健成长,面临难以突破的发展瓶颈。因此,台湾当局所谓的经济“中心化”战略并没有实质进展,而经济“边缘化”趋势却越来越明显。由于岛内市场有限,台湾服务产业的发展必须面向亚太区域,借助于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经贸活力和市场规模。根据美国“麦肯锡国际顾问公司”的研究,台湾发展货物及旅客转运中心,至少有80%的商机在大陆市场。如果无法开发大陆市场,营运中心前途可忧。因此,在两岸直接“三通”政策尚未正式解冻前,营运中心的发展一直面对着直航的关卡。
3) 对外经济循环转向大陆地区
  台湾属海岛型经济体系,自身资源不能自给自足,经济发展有赖于对外经济关系的不断循环与扩张。20世纪60-80年代,岛内加工出口经济的起飞,基本上是建立在“自日本进口机械设备与零部件——在台湾加工、制造、生产——再对美国出口销售”的“三角关系”架构上,即传统的“三角贸易循环模式”。但是,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台湾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大幅下降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弹,旧的“三角模式”因台湾生产成本的提高和美国市场的障碍越来越难以成为带动经济成长的原动力。于是,台湾企业将从美国市场获得的订单,转移至大陆生产据点进行加工、生产,然后再将产品销往美国,在原有的“三角循环模式”中多出了大陆加工出口这“一环”,从而形成“四角循环模式”。面对亚太区域经济合作的加强,台湾企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纷纷加快与大陆经济合作的步伐,根据自身的经济优势,一方面通过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日本的技术合作,吸取其高科技与企业管理经验,继续维持自日本进口技术设备的经济循环结构;另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对大陆的投资,充分运用大陆的资源与市场,将目前通过大陆加工再对美出口的经济循环结构,转变为在大陆加工后直接就地销售的经济循环结构,即将现有的“四环经济结构”减少“一环”,从而促进台湾利用日本技术与大陆生产要素和市场的“新三环结构”的确立。从发展的角度看,未来台湾对外经济关系的“新三环结构”最终将走向“双环结构”,即转变为直接运用大陆技术与市场的“直接连环关系”。这一新格局的形成与确立,大致要在大陆全面实现小康、经济壮大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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